【作者简介】李燕琴，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导。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扶贫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演变过程与驱动机理研究”（41871145），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深化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社会帮扶机制研究”（21GZZB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阶段成果。
【摘要】幸福悖论破解是缩小东西部、城乡间贫富差距的阶段性成绩，共同富裕则是一场以缩小差距为标志的新时代变革，幸福悖论破解之道可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提供有益经验。研究首次追踪了中国居民1990-2018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六轮主观幸福感数据，发现幸福悖论有产生，但已被破解。中国幸福悖论的破解是国家与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由“实事求是”的国家政策逻辑与“家国一体”的国民行动逻辑共同成就。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需坚持共享幸福与“实事求是”的共同富裕相结合、顶层设计与因地制宜的示范先行相结合、公共服务与“家国一体”的价值共创相结合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共同富裕；主观幸福感（SWB）；幸福悖论；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国之道
幸福既是个体的终极追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于1974年被伊斯特林提出，后在很多国家被证实，是普遍存在的发展现象。伊斯特林通过梳理1990-2010年间5个机构对中国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在人均消费水平提高4倍的同时，未见居民生活满意度出现相应提升，肯定了中国幸福悖论现象的存在。
“不患寡而患不均”，幸福悖论的产生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密切相关。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幸福生活受制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度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0.3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91，成为幸福悖论现象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至2020年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2021年中国跻身世界幸福感报告第19名。中国的幸福悖论是否被破解？如何被破解？破解之道对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有何借鉴价值？要对上述问题做出科学回答，亟需立足权威数据、获得可靠结论，在系统总结本土实践基础上厘清基本逻辑，探究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路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1981年源于欧洲，后推至全球，5年一次，已开展7轮，数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学术论文中多有使用。其中对中国大陆地区的调查从1990年的第2轮至2018的第7轮，是目前历时最长的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数据源。本文基于WVS中国大陆的六轮数据，比较了近30年间中国国民SWB的变迁以及东西部、城乡居民的SWB差异，探究幸福悖论是否被破解，并进一步厘清国家和个人在破解幸福悖论过程中的行动逻辑，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总结实践经验、探究有效路径。伊斯特林基于数据分析提出，从横断研究看，富人比穷人更幸福；但从时间序列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提高国民幸福感。如此横断面和时间序列上的非一致性结论被学术界称为“幸福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伊斯特林横断研究结论后来得到学者一致认同，但对时间序列结论仍存较大分歧。部分学者发现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存有较大差异的国家国民幸福感水平大都出现了幸福悖论中所描绘的变化；而也有学者，如 Veenhoven和Hagerty的研究证明，一些国家随收入增长居民幸福感均有显著提升。作为回应，伊斯特林修正了幸福悖论，提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关系呈U型变化趋势，短期内国民平均幸福感与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吻合，但长期看经济增长能够提升幸福感水平的空间仍十分有限。研究表明，当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人们的幸福感也呈现出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处于物质主义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的国家，二者间的关系则变得不再确定。与此同时，文化价值观对幸福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即使同样在欧洲，文化对幸福感及其幸福悖论破解之道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为文化与生活方式存在差异，而二者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世界上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幸福标准，幸福悖论的破解之道也有差异。对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提升幸福感的最佳途径是个体努力，这在个体主义盛行的西方并不难理解。而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东亚，当个人主义越来越盛行，反而会抑制人们的幸福感。所以，收入差距的缩小、文化敏感性政策是幸福悖论破解的主要原因，而破解要义应是因时、因地制宜。中国幸福悖论现象在2000年后开始受到学界持续关注。黄有光较早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均所得大幅度提高，但快乐却没有增加，或增加有限”。之后实证研究多有证实幸福悖论存在：伊斯特林认为中国与中、东欧转型国家基本一致，幸福感呈U型走势，2000-2005年间为最低点；2001、2007年WVS中国大陆数据表明时间序列上中国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背离现象。未发现幸福悖论存在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的研究，多因选取了幸福感最低点后的短时间序列或横截面数据分析，观察窗口过窄，因而难于探知宏观发展规律。如何破解“幸福悖论”方面，除一般手段外，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被证实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于仍处于物质主义阶段的中国多数地区而言，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破解幸福悖论的关键。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以天下物利天下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大同”之境是人们憧憬的理想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接纳和发扬。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首次提出共同富裕，同时也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之后的经济发展秉持“平均主义”下的“同步富裕”，结果并未消除贫困，反而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和人才的浪费。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必须通过“先富带后富”的形式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以经济特区先行的方式探索中国富裕之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威胁到人们对幸福的向往，经济发展任务需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是在“同步富裕”“先富带后富”基础上于新时代的新发展思路，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以补齐民生短板的方式促进公平正义的解决，“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选取2-7轮WVS中国大陆的数据，总样本10827个。因第3轮数据按地区划分，无具体省份，故对六轮数据均按第3轮东西部标准划分，即将西北（陕、甘、宁、青、新）与西南（川、贵、云、藏）划为西部地区，其它区域为东部地区。城乡划分的相关数据来自第6、7轮。数据清洗将“没有回答”“不知道”选项记为缺失值，删除缺失值样本后，有效样本见表1。SWB指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本研究对SWB的测量由WVS调查的“快乐感”和“生活满意度”题项构成，操作为连续变量。快乐感的题项为“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来，目前您生活得快乐吗？”，分值为1-4，1表示非常快乐，4表示一点都不快乐；生活满意度题项为“把所有情况都考虑进去，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分值为1-10，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为统计与数据读取之便，避免出现负值，对英格尔哈特的计算公式进行改良，将“快乐感”得分反向处理后乘以系数2.5，再与“生活满意度”得分相加除以2表示SWB的值，值越大SWB越高，分数区间为1.75到10。一般认为，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人们更幸福，历次调查西部SWB确实略低于东部，但在东部乡村SWB要略高于城市，也提示幸福感受多元因素影响。SWB区域差异性见表2，其一，SWB变化西部稍滞后于东部，东部最低点出现在第4轮，西部则出现在第5轮，西部最小值6.233低于东部的 6.915，相较于1990年、1995年，东部下降值为0.358、0.340，西部下降值达1.219、0.956，下降幅度较大；其二，东西部SWB最小差异出现在第3轮，当时中国基尼系数为0.445，高于第2轮的0.343，东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失业等负面社会影响，而西部发展速度还较慢，负面影响较小；其三，东西部SWB最大差距出现在第5轮，基尼系数增长到0.484，西部经济开始快速增长；其四，城乡间SWB最大差异出现在西部第7轮，东西部城市与东部城乡之间第7轮SWB水平已相似，可见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在西部。图1展示了中国幸福悖论的发生与破解过程。1990-2001年，人均GDP快速增长、基尼系数迅速增大的同时，第2-4轮SWB均值呈下降趋势，第4轮基尼系数达到峰值，SWB达到最低值，幸福悖论产生；之后基尼系数平缓下降，SWB走出低谷，波动上升，到2018年第7轮SWB均值已高于1990年第2轮，近30年发展SWB整体呈U型态势，幸福悖论被破解。东部SWB变化趋势与全国相似，西部变化滞后于东部，第5轮西部降至最低点，相较于东部SWB下降幅度更大，呈现出更严重的幸福悖论现象。收入差距扩大是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的趋势。帕累托在其《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列举英国收入税数据表明，大约20％的人口拥有大约80％的收入，即著名的帕累托法则（80/20法则）。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经济增长由20％的富人决定，而当做每人一票的统计时，社会幸福感水平却是由另外80％人口决定，如果财富汇聚的速度超过了多数人的容忍限度时，便产生幸福悖论。可见，幸福悖论产生根源是社会实际变化速度（20％的人做出80％的贡献）与可接受变化限度（80％的人做出80％的贡献）之间的矛盾。多数个体可接受变化限度形成了社会期望变化速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社会期望变化速度，当社会实际变化速度与社会期望变化速度之差超过了文化承载力时，幸福悖论就会产生。因此，不仅收入，其他对幸福感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也可能引发“幸福悖论”。幸福悖论在中国确有发生，而无论城乡、东西部2018年SWB都已超越1990年，幸福悖论被破解，打消了学者对于SWB能否恢复到转型之前的怀疑。幸福悖论产生与社会多数个体可接受变化限度有关，物质主义阶段主要体现为对收入差距的可接受变化限度。当社会实际变化速度与社会期望变化速度之差超过文化承载力时，幸福悖论就会产生。中国“幸福悖论”破解是国家与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制度优势与治理能力，政府始终以科学态度尊重发展的阶段性与空间差异性，尽量将时空差异控制在可接受变化限度内；另一方面，秉持集体与长期主义价值观的中国人民对变化与差距的较高容忍度也为经济社会发展腾挪出较大的缓冲空间。中国“幸福悖论”的破解充分体现了国家制度优势与治理能力，彰显出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的价值所在。“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中国“幸福悖论”破解的要义。效率太低，幸福基本需求不能满足；公平减弱，幸福悖论无法破解。中国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准确把握了国民幸福感的核心需求，并关注到其动态层次变化，直面主要矛盾，实事求是地及时做出了政策调整，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将社会实际变化速度控制在多数人的可接受变化限度内（见表3）。一是自上而下的高效统筹力。有效统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制度优势体现在长期愿景、中期规划、短期应急的多层次科学管理中。从“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到“两个一百年”，根据不同时期的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明确的长期战略目标；五年规划的制度安排则是中期科学动员并配置全社会资源、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治理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成就了危机时刻的“中国之治”，如1996年有效化解“经济过热”风险、2008年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2020年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确保了经济社会稳步发展与人民健康。二是直面矛盾的创新治理观。创新治理的要旨是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时推进发展目标转向，满足人民日益演进的幸福需求。第一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注物质层次的幸福需求满足；第二阶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重要目标，强调“又好又快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契合心理层次的幸福需求满足；第三阶段明确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文化认同，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足国民精神层面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全域视角的平衡治理观。平衡与协调既是发展目标与手段，也是发展质量评价的标尺，中国政府始终注重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平衡，关注不同区域与群体间的发展差距的协调。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速度优先到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五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观；从西部大开发（2000年）、东北振兴（2003年）、中部崛起（2004年）再到脱贫攻坚（2015年）、乡村振兴（２０１７年），发展战略转移彰显了对弱势群体与欠发达区域的政策关怀，消减了发展差距带来的对幸福感的相对剥夺。（二）国民逻辑：“家国一体”价值观拓展可接受变化限度幸福悖论的破解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的较高的可接受变化限度亦密切相关，国民对变化与差距的较高容忍度为经济社会发展腾挪出较大的缓冲空间。追求和谐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普遍态度，适应变化、长期导向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国人崇尚宽容大度的行事格局，因此，幸福悖论在中国持续时间不长，特别是东部地区为U型而非V型，较为和缓的低谷期未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保障了发展质量。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与幸福感关系密切。个人主义取向的国家被认为整体幸福感较高，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东亚则被认为存在幸福鸿沟。这些结论与现有幸福感理论多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提出有关，而恰如塞利格曼所憧憬，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正在到来，人类心理需求正从自我主义转向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下对幸福有不同理解，对幸福悖论的破解也有其自身优势。其一，中国传统幸福观认为幸福不仅是个人基本物欲满足，更是通过与他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而获得心灵安宁。因此，中国人一旦摆脱基本物质需求的困扰，在和谐关系中追求心理世界的安顿与幸福有其文化优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幸福家庭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二，中国人由古及今皆追求理性之乐胜于感性之乐，孔子强调不仁者“不可长处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和最大幸福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教导国人于价值最高处理解和践行幸福。与西方对自我超越需求的陌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刚刚关注不同，个人之乐要建立在心为天下的基础之上，多数中国人皆谙熟于精神世界对幸福的最高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可见，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战略蕴涵着幸福的要义，是一种广义的财富观，幸福悖论破解是共同富裕中国实践的阶段性成果。成果取得既有赖于中国制度优势下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实事求是的探寻治理之道，又有赖于传统文化价值观下人民所形成的“家国一体”的主观认知。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GDP从3679亿元增加到91.93万亿元，40年250倍的持续、高速增长由实事求是的国家政策逻辑与“家国一体”的国民行动逻辑共同成就。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仍需遵循“国家实事求是的政策调控发展速度——国民‘家国一体’的情怀包容发展变化”之双重逻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实事求是应对之策为经脉，寻求中国式的高质量、高韧性发展之路。结合中国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的具体实践经验，可获得促进共同富裕的三点启示。一是共享幸福与“实事求是”的共同富裕相结合。在“福”“富”相倚的内在关联、动态变化中探寻实事求是的共同富裕路径。物质主义阶段或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危机时期在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以收入差距缩小、基本民生保障为目标；后物质主义阶段与稳定发展时期要积极呼应人民对精神生活富裕的内在追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议共同富裕的监测采取“福”“富”相结合的多维指标，既要包括有关富裕程度的客观评价指标，也包括有关幸福程度的主观感知指标。近30年浙江充分利用地处沿海、靠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更好获得了中国“改革、开放、人口”三大红利效应，从资源小省转变为经济大省，GDP稳居中国省份排名前四；同时，浙江发展过程充分展现政府和市场相互匹配的市场活力，大大激活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动力，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成为自1993年以来首次降至2以内的省份。2022年《人民幸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浙江省人民幸福指数名列前茅，且有8座城市位居全国榜单前十。二是顶层设计与因地制宜的示范先行相结合。顶层设计可以关照全局、洞悉关联，实现当下跟长远、现实跟未来的有机统一以及自上而下的高效统筹，是中国应对变化世界的制度优势，也是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所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经济政策对其经济表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差异最终被认为导致了国家财富的差异。同时，也要注意中国地域广阔性带来的文化差异性与发展阶段性，坚持问计于民，鼓励各地应因地制宜、示范先行，既要相互借鉴，又要立足本地实际，如在东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基础上推进切实反映西部发展特征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结分阶段稳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浙江作为共同富裕战略实施的先行者，其发展并未受限于“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资源禀赋，而是紧抓政策利好，政府一方面以顶层设计谋划未来，一方面以因地因时制宜的切实举措引导基层创新。目前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补足乡村建设与发展短板，202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使未来乡村建设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一大抓手。而在顶层设计落地之前，2019年衢州已率先启动未来乡村试点建设，并发布《衢州乡村未来社区指标体系与建设指南》，总结如何构建宜居、宜业、宜游共同富裕的美丽乡村、幸福乡村。衢州的先行经验为后来统筹全局、谋划未来的顶层设计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三是公共服务与“家国一体”的价值共创相结合。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源自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充分考量到教育、医疗、养老等与居民收支紧密相关的大分配领域，并遵循“补弱”“提低”“拉平”的原则。“补弱”即政府出台政策积极扶持支持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和弱势地区，让“弱势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提低”即提高底层人群的收入、财产和社保水平；“拉平”即推动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效促进城乡融合。另一方面，要加强“家国一体”价值观教育，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多元一体格局下共建基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梦。单纯个体理性下的选择容易导致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有效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方式是保持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高度一致，产生更多的正和博弈。共同富裕是个体和集体的共同目标，要在不断总结机制与实践示范经验基础上推进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的价值共创，以共同奋斗推进共同富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04年至今浙江建立了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确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十大重点工作领域，建立了民情反映、民主决策、责任落实、投入保障和督查考评五大工作机制；2025年浙江拟建成学前教育、公共卫生、养老照料、体育健身等“15分钟公共服务圈”。浙江在努力实现全生命周期优质共享公共服务的同时，还以区域共建、城乡共建、村企共建等彰显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价值共创行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2003乡融合的一体化发展道路；2002年开始鼓励省内东部发达地区持续帮扶西部山区，以“山海协作”工程促使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总体看，善于把自上而下的政府引领作用与自下而上的民众自发创造相结合形成合力，是共同富裕先行先试点的重要经验。
文章刊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篇幅限制，注释从略。若需引用，请查阅原文。